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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离奇的保险理赔案
2017-07-01 09:26

    一起离奇的保险理赔案

    ●一份保单生效一年半后,投保人死亡,保险公司主动打起两场官司,要求确认这份保单无效
      ●保险公司和一审法院说:投保合同上的签名不是投保人写的,依据《保险法》,这份保单无效
      ●保单受益人一方说:不出险,交了钱保单就有效;一出险就找理由说合同无效———保险公司信誉何在!
      ●被告代理律师说:依据《合同法》第36条,该合同有效 .

      1999年6月16日,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,死者名叫秦建萍,时年35岁。这起凶杀案至今未破,留给生者的则是9万元的保险赔偿纠纷。
      保险业务员为前妻办了保险
      1987年,云南瑞丽人秦建萍嫁给了当时也在瑞丽工作的昆明人王斌。一年后,他们的女儿出世,取名王泓燕。1992年,两人因故离婚,女儿由秦建萍抚养。离婚后的王斌离开瑞丽回到了昆明,后来到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昆明分公司(以下简称平安公司)做了一名寿险保险业务员。
      据王斌称,1997年底,他与前妻秦建萍谈妥,并于1998年1月21日按平安公司的正规手续,为秦办理了一份主险《永乐险》,附加意外伤害险和住院医疗险;当时平安公司收下了《人寿保险投保书》后,出具了一份电脑打印的《人身保险个人保险单》,并收取了第一年的保险费1082元,这份保险的最高赔额(标的)为9万元,受益人为女儿王泓燕;到了1998年3月,他又因故离开了平安公司,不再是保险业务员。
      1999年1月,第二年的交费时间到了。平安公司客户部的业务员赵超几次与王斌联系交费的事。据王斌称,当时他与身在瑞丽的秦建萍联系了几次,但秦一直没有来昆明交钱,后来他干脆将秦在瑞丽的电话告诉了赵超,让赵直接与秦联系。赵超称,他当时也打了电话,那头接电话的女人自称是秦,说不久后会带钱来交,他当时因为太忙,也没有在意那人是真是假。
      后来,王斌本人又与赵超联系,亲手交了第二年的保费1082元,同时赵超也将收据给了王斌,双方当时也没有提及秦建萍。
      理赔时发现“签名有假”
      1999年6月16日,秦建萍遇害。6月21日,得到消息的王斌立即打电话向平安公司理赔部报了案,说几天后要代替自己的女儿来索赔。6月23日,平安公司理赔部工作人员告诉王斌,公司已经派人到瑞丽去了解情况了。
      大约一星期后,平安公司的有关人员约王斌前去谈话,特意问当时《投保书》上的签名是不是秦建萍本人所签。王斌先说记不清楚了,后来经过回忆后又称,也许是秦太忙等原因让人代签的。
      到了7月初,平安公司对前去索赔的王斌说,还得等一等,因为5万元以上的赔偿要报告到总公司(深圳)批复。7月中旬,王斌接到平安公司通知:总公司认为秦建萍的这份保险合同无效,因为,经过鉴定,上面的签名不是秦本人的,所以不予赔偿;按照《投保书》上的有关须知,“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应该由本人亲笔签名”。
      曾经就是平安公司保险业务员的王斌觉得,这样的结果简直“不可思议”: “不出险时,只要交费合同就有效;出险了就找理由说合同无效;平安公司实在没有信誉可言。”
      双方争执不下,后来,平安公司向王斌提出,给2万元了结此事,但特别强调这是“同情其女儿的补助”,而不是赔偿;王斌表示拒绝。
      王斌称,后来平安公司又把所谓的“补助”提高到了5万元,但他仍然没有同意。而平安公司反驳说,5万元是王斌本人自己提出的,平安公司没有同意,也不会同意。平安公司认为,王斌之所以提5万,是因为曾经是保险业务员的他知道“5万元不必报告深圳总公司,昆明分公司自己就可以决定了”。
      双方互不相让,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。
      “出了问题应由业务员承担”
      1999年9月25日,平安公司在王斌再次觉得“不可思议”的情况下,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状告“公司原业务员王斌”的起诉书,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上述保险合同无效,理由是“被告王斌在未征得其前妻秦建萍书面同意的情况下,无任何委托代理手续,单方面办理了一份标的为9万元的保险,违反了《保险法》的有关规定”。
      王斌的代理律师、云南大学的法学教授祝万安认为,本案的被告应该是保险赔偿的受益人、死者的女儿王泓燕,而不是王斌;同时,平安公司告自己原来的业务员,实际上就是“自己告自己”,这是平安公司“自己的家事”。
      1999年11月2日,法院驳回了平安公司的起诉,原因是“告错了对象 ”。1999年11月18日,平安公司再次起诉,这一次被告是11岁的王泓燕,王斌为法定监护人。
      1999年12月6日,王斌本人及其律师祝万安向记者表示:根据新《合同法》第36条规定,“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,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,对方接受的,该合同成立”,而此案中平安公司已经收取过两年的保费,由此可以证明这份保险合同是合法、有效的。
      王斌说,在办理投保合同时,不是业务员一个人随便办就能承保的,平安公司有各项审核和8个人的签字,并且通过电脑出单、盖章,合同才会生效;如果此案中秦建萍不出意外,平安公司无疑就会年复一年地将保费收下去,也就不会有什么签字不符的异议了;同时,由于平安公司的《投保书》只有一份,而且是由平安公司负责保管,很难不让人怀疑保险公司会不会事后做什么手脚。“这样的保险合同永远只会对平安公司有利,而对于保户来说,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言? ”
      王斌还说:“平安公司一直认为我是有阴谋地办了这份保险,而否认了当时我作为业务员要考虑自己的工作业绩,而且受益人是我们的女儿不是我本人;秦建萍万一只是生病或残疾,我本人有什么好处呢?而且我又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死呢?难道是我为了9万元保险赔偿就去害死秦建萍吗?那么公安机关早就法办我了。”
      1999年12月7日,记者来到昆明的平安公司。据平安公司理赔部有关人士介绍,作为业务员的王斌在办理秦建萍的保险时,有明显的不如实告知行为。比如,1992年他们就离了婚,而他在合同上仍然没有对此特别注明;秦本人已经没有和他住在一起,但他又填了自己在昆明的地址;而且,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秦知道或者认可这份保险合同。而按《投保书》上的规定,“内容如有不实,业务员须承担责任”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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